一个人命再大，要是自己想死，那就怎么也活不了。
人啊，活着时受了再多的苦，到了快死的时候也会想个法子来宽慰自己。
做人还是平常点好，争这个争那个，争来争去赔了自己的命。像我这样，说起来是越混越没出息，可寿命长，我认识的人一个挨着一个死去，我还活着。
一个人对世界基本的图像就是在童年时建立起来的，以后长大成人和历经生活后逐渐老去，所能做的只是对这基本图像做一些局部修改，而它的根本是无法改动的。当然有些人修改的多一些，另一些人会修改的少一些。
写长篇小说就完全不一样了，一年甚至几年都不能完成，作家在写作的时候，笔下人物的生活和情感出现变化时，他自己的情感和生活可能也在变化，所以事先的构想在写作的过程中会被突然抛弃，另外的新构想出现了，写长篇小说就和生活一样，充满了意外和不确定。我喜欢生活，不喜欢工作，所以我现在更喜欢写作长篇小说。
那些热衷于描述自己隐私的，其实不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心，是在表达自己的内分泌。一个作家一生写下了众多的人物，这些人物可能都是他自己。当他离世而去后，我想水至说得好，“我们应该从他身上看到还在的人。”
我觉得作家和批评家是有很大区别的，批评家就是在面对经典作家时，仍然想方设法找到他们作品中的破绽。作家不一样，作家总是更热情地去发现同行的优秀品质，尤其是自身欠缺的品质。所以同样一部优秀的作品，在作家那里会获得毫无保留的尊敬，可能只是几个精彩的篇段感动了他，也已经足够了。在批评家那里，即使是最慷慨的赞扬都是有保留的，批评家总是更多地去关注那些不足之处，事实是任何一部伟大的小说都是有缺陷的，所以批评家总是理直气壮。
迎面而上的写作是最困难的，也是最需要力量的。
我觉得当一个人物的内心风平浪静时，是可以进行心理描写的，可是当他的内心兵慌马乱时，心理描写难啊，难于上青天。问题的是内心平静时总是不需要去描写，需要描写的总是那些动荡不安的心理，狂喜、狂怒、狂悲、狂暴、狂热、狂呼、狂妄，狂惊、狂吓、狂怕，还有其它所有的狂某某，不管写上多少字都没用，即便有本事将所有的细微情感都罗列出来，也没本事表达它们间的瞬息万变。
当我虚构的人物越来越真实的时候，我开始去怀疑我的现实是不是正在被虚构。
世界上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，也没有一个人生是可以替代的。
起初我的构思是一部十万字左右的小说，可是叙述统治了我的写作，篇幅超过了四十万字。写作就是这样奇妙，从狭窄开始往往写出宽广，从宽广开始反而写出狭窄。这和人生一模一样，从一条宽广大路出发的人常常走投无路，从一条羊肠小道出发的人却能够走到遥远的天边。所以耶稣说：“你们要走窄门。”他告诫我们，“因为引到灭亡，那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去的人也多。引到永生，那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”
女人都是一个心眼，她认准的事谁也不能让她变。
我知道他不会和我拼命了，可他说的话就像是一把钝刀子在割我的脖子，脑袋掉不下来，倒是疼得死去活来。
可是我再也没遇到一个像福贵这样令我难忘的人了，对自己的经历如此清楚，又能如此精彩地讲述自己。他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模样的人，他可以准确地看到自己年轻时走路的姿态，甚至可以看到自己是如何衰老的。这样的老人在乡间实在难以遇上，也许是困苦的生活损坏了他们的记忆，面对往事他们通常显得木讷，常常以不知所措的微笑搪塞过去。他们对自己的经历缺乏热情，仿佛是道听途说般地只记得零星几点，即便是这零星几点也都是自身之外的记忆，用一、两句话表达了他们所认为的一切。
那件绸衣我往身上一穿就赶紧脱了下来，那个难受啊，滑溜溜的像是穿上了鼻涕做的衣服。
“老子就是啃你家祖坟里的烂骨头，也不会向你要饭。”
抬担架的都猫着腰，跑到我们近前找一块空地，喊一、二、三，喊到三时将担架一翻，倒垃圾似的将伤号扔到地上就不管了。
只要一家人天天在一起，也就不在乎什么福分了。
“这钢铁能造三颗炮弹，全部打到台湾去，一颗打在蒋介石床上，一颗打在蒋介石吃饭的桌上，一颗打在蒋介石家的羊棚里。”
女人啊，性子上来了什么事都干，什么话都说。
“人只要活得高兴，穷也不怕。”
“你千万别糊涂，死人都还想活过来，你一个大活人可不能去死。”